作者：雷公
本文于2011年2月14日发表于新浪微博，文章改编自：《萧功秦：远离虚骄的民族主义》 ，经济观察报。本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篇幅地删减（尤其是大量政治概念），着重于对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和客观认识。本文是对原文的学习笔记，仅供学习使用。
中国模式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三十年来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从分类学角度看，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的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相当的经济自主性。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地方为自身利益竞争，活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文化领域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又作为“大家长”，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发挥着强势的调控与引导作用。这样，社会活力的释放与国家的有效调控之间，就有可能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了执政党主导的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因此它保留着强势国家行政能力的优势，而经济多元性与社会竞争力又提升了国家吸纳财富的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强国家—弱社会”结构。
欧洲的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和希腊），他们国家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的二十几位，比中国高得多，但他们最大的城市却基本上没有高架，其他现代化设施也不如中国许多城市。经调查，该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保健、全民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事业上了。当他们想用国库中所余不多的经费投入于公共建设事业（例如发展城市高速路）时，就要面对无数拥有强大谈判权的私有产权主人，他们会提出天文数字般的征地赔偿款，政府与业主、工会谈判的成本极高，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家已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产业已经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种发展成本极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许多中等发达的、过去被称之为“第二世界”的国家，它们远没有发达国家殖民地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却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困境就更为严重，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
相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国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承担的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劳保等超阶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国家在经济起飞上可以轻装上阵（姑且不论这样做的利弊）。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样就使国家可以在国家引导的发展型威权体制下，实行现代化基本建设的低成本扩张，而各地政府被竞争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冲动，又使他们更愿意运用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动员方式来发展本地建设。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被征地的居民与农民（法律上仅具有使用权），均不具充分的谈判地位，因此在地方政府圈地时，几乎所向披靡，不会遇到多少麻烦。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这种来自全能主义时代的动员方式搞市场经济。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威权主义，具有更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根据海外最新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十八（去年为第二十名），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竞争力继续领先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与印度。中国连续数年经济增长率居全球之冠；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该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挤进前二十名。
可以说，中国模式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的困境，即民粹民主与福利主义这两个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陷阱。一方面，这些国家超前地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劳工大众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试图抛弃福利主义政策而走向刺激竞争效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将被视为保守派。议员与政客们为了获得大众巨额选票，不得不满足普罗大众的福利要求而牺牲经济效率，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承诺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即使力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政治家，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很多限制，无法制定并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反对党又“虎视眈眈”，会对其改革构成压力。议会中受到强势垄断集团的阻力。无法全力同时追求发展经济、提高福利、结构改革等多种目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当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贫富不均时，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是弱势政府。相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模式具有威权式的调控与效率至上的特点，在发展的一定时期，确实也有着特殊优势。
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
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观念迷惑，中国的威权模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香饽饽，我们到底该对这种模式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如前述，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首先，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不要把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浪漫化
建国后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体制，可以概括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加强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四大弊端：
其一，这种体制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与绝对的均贫状态。根据1980年农业部的统计，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不过74.67元。
其次，在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与多样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更有甚者，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就可能严重到后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其三，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庞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于是从这一错误判断出发，就会产生“文革”发动者的全面专政的观念。
其四，极“左”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体制，没有计划体制，极“左”灾难连一分钟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正是这一体制，剥夺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把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是现代化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无须动员，包括“凡是派”也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如同久渴的人们渴望水一样，极“左”时代的“文革”灾难如同钟摆效应一样，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当然，旧体制的历史遗产带给改革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也是有的，首先，在缺乏外部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土改，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在使农民承受低水平生活二十多年的情况下，从农民那里取得巨额的财富来进行工业投资，把工业投资形成的工业建设成为国家经济起步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依赖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拉美式的依赖性发展的历史道路。
其次，毛泽东时代低生活水平与市场化经济收入的反差，在市场竞争初期，形成的劳动者对于远低于国际劳工平均工资的低报酬的普遍相对满足感，可以大大促进投资进入中国。中国劳动者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受这样的低报酬，是因为改革以前太穷了，改革以前的极低生活水平，使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通过纵向比较，产生相对满足感，也使大众满足于现有的并不太高的工资与生活条件，形成低成本与低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旧体制对社会自主性的铲除，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强势力量，当革命乌托邦的极“左”意识形态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被否定之后，这种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被引向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利用它的强制性特点来进行变革，较少受到社会的阻力。例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是无偿供给的。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正如陈志武所指出的，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西方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都等在中国的门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换言之，原先用来推进激进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性国家，在三十年以后，转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并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这并非毛泽东搞三大改造时所预想的，这也只能说是一种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决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作是全能主义乌托邦计划体制的成功。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