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墙外楼
北京时间7月26日下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的爆炸事件发生后，美国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发布相关消息，引来了数千中国网民的评论和留言。其中不少留言内容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网络上是难以见到的。有网民直接表示，美使馆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言论飞地。
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个小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发出消息：“今日下午一点左右在大使馆建筑物东南角外的街道上发生一起爆炸。根据大使馆的区域安全官表示，一名人士引爆炸弹。除了该炸弹客并无其他人受伤，大使馆的建筑及场地所有物无受损。当地警方已作出了反应。” 閱讀全文 一直在作死，從未被刪除
作者：杨恒均
国家主席和总理都对疫苗事件发话了，相关部门迅速抓人了，这次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但我发现，主席和总理对重要讲话却很难转发出去，引用在文章中则显示有敏感词，连文章都发不出。这种事很滑稽，当然不是第一次，对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说，见惯不惊。我曾经多次对读者解释：我的写作生涯中，花费在如何遣词造句避免敏感词，如何转弯抹角对违禁话题表达我想说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我花在写作上的。
但即便这样，文章也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删。可能读者和海外也都对我有一定了解，我说话不极端，喜欢慢条斯理转弯抹角摆事实、讲道理。这也是至今为止，不管有多少人对我个人尽兴批评与攻击，却很少有人真能对我一千多万字的文章挑刺、找出什么大毛病。但想不到的是，我这样的文字，这几年也成为他们大面积消灭的对象。这就让人很不懂了。
我自认为是很懂得中国的，真正引起不安和不稳的文字，可能对民众生活造成一些混乱的话题与观点，我即便一定得写，也会非常自律的。但我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加上人类早就进入互联网信息社会，中国政治和社会已经强大到可以允许民众的不同声音和批评，但绝对没有强大到可以屏蔽所有的不同声音，删除一切批评的意见。
这话并不拗口，说白了就是：中国未来的大问题不会是适当放开言路，也不是我们这些关心国家的文字写作者带来的，而是不与时俱进，甚至要倒退回到一言堂、万马齐喑的时代，摒弃一切不同意见最终必然带来的大爆发、大爆炸。 閱讀全文 誰在刪帖？
作者：李大立

100多年前「一個幽靈在歐洲上空俳徊」，「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的目標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徹底消滅私有制，全面實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後步蘇俄後塵，在城市裡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一切私營工商業，小至路邊小店，沒收一切房屋私產，由政府重新「分配」，在農村沒收地主富農一切土地房屋財產，分給「貧下中農」，數年後由互助組，合作社進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結果如何呢？
結果就是城市裡肅條冷落，連一間路邊小面店都要國營，店員懶懶散散，沒人安心工作，顧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費程序繁復，費時失事，還要看服務員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廠裡工人懶洋洋應付上班考勤，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點微薄的工資，完全沒有任何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大家紛紛把工廠裡任何有私用價值的生產資料偷回家去製作傢具，家庭用品……使得整個國家生活日用品奇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一律憑票供應，共產主義沒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個「票證王國」。「解放」幾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蘇聯展覽舘」幾乎沒有任何新建築，大城市全靠舊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樓大廈撐門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擠在黑暗狹窄的小平房裡，年輕人旡房結婚，上海還曾發生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悲劇。
農村情況更甚，中國廣大農村數千年的「各家自種各家田，收穫各搬家裡囤」的生產秩序被共產黨一朝徹底打破，實行所謂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集體上工記工分，年終分配糧食現金的人民公社法則。結果全體農民都成了無地的不自由的農奴，可說是完全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
現時有對當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動真實的描寫：早上隊長書記吹哨集合訓話分工，農民社員懶洋洋開工，書記隊長回家抱老婆「學毛著」去了，或者去隊部泡茶閒聊「研究工作」，全額工分照記一分不少，到年終書記隊長分最多。請看現時文字資料對當時農村情況的記載：
1958年「大躍進」後，由於實行平均分配，許多社員在家裝病，三請五請不出門；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本來是生產上的主力軍，但收入減少最多，因此他們勞動情緒消沈，休息多乾活少，不滿地說，「共產黨沒良心了，說的是按勞分配，實際是誰苦戰苦了誰」；有的管區有48個人拄上假拐杖不參加勞動；耕地不能及時翻好，致使出現荒地的現象（有的村竟1，500畝地都沒耕）；同時肥料少，農具缺，水也不足。這與上級想象中的「大躍進」恰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僅是太谷縣一個地方的現象。例如，在廣東新會也出現了「四多四少」：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有人稱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各地的勞動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也普遍下降。基層幹部受到影響也消極起來，甚至隨波逐流，對1959年的更大躍進缺乏信心。在全國許多地方，備耕工作重視不夠，肥料準備不足，耕畜養護不好。[2] 不少地方發生了宰殺和停養牲畜、禽畜的嚴重現象，如山東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廣東不養豬了等等。據李銳回憶，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陶鑄說：「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一死，都不養了；李雲仲在金縣一個生產隊調查，去年有豬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3]
總的來說，在農民們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後是99%的缺點，東西也不分你我亂拿；公社化儼然就是「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幹部假借查衛生的名義到處搜尋糧食，致使群眾害了怕，覺得社會變了樣；上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緊張」；群眾思想混亂，害怕共產；有「十五氣」，第一氣領導幹部「帶了瘋氣」，人們心裡有一股怨氣，可是又不敢說，覺得自己就是個受氣疙瘩，吃了一年的釘子；人們開始半信半疑，覺得世道不對了；領導上說話不算話，群眾對政策也不相信，開始和黨脫離；無論是派任務還是調勞力、物資，都頂，形成上下頂牛；並開始哄上頭，據說是，幹部哄群眾，哄一成，群眾哄幹部，哄九成。……[4] 江西省委黨校甚至有80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在1959年初的「鳴放」中也提出：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5].
經歷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實際上已經明白，「集體經濟」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從此農民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開始了他們的「反抗」和「堅決抵抗」（毛澤東語）。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變相罷工」，不生產或是不多生產，表現為出勤率和勞動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為造成的田地荒蕪，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從另一方面講，在農村經濟高度「國營化」的情況下，農民也產生了依靠國家和依賴上面的思想。換言之，在國家「共」他的產的同時，他們也夢想著「共」國家和別人的產。這一時期農民的另一個反抗方式就是瞞產私分。從1959年初的情況看來，瞞產私分是相當普遍的，但不如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
無論是怠工、不生產，還是瞞產私分，都是「大躍進」和「困難時期」農民行為的共同特點。顯而易見，1958年的「大躍進」事實上把政府和農民逼到了對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說雙方已經「正式開戰」。而在以後的3年里「兩軍對壘」的結果，自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大為折損，從此他再未嘗試爭奪國際共運主流陣營領袖的地位，而是針對國際共運的主流陣營發動了「大批判」。
結果就出現了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一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活活餓死了3800萬人，究竟「大躍進時期」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統計顯示：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比上年增加2.22%，較前幾年增長率為低；1959年為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減少1千萬整；1961年為65，859萬。實際上這幾年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不真實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飢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6]
《當代中國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數字是「浮誇風」盛行之下有意多報的結果；1960年人口的減少數實際上比公佈的1千萬多；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數應當是64，508萬人，比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少1，351萬人；這樣3年累計人口減少數為1，486萬人。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情況（這與前幾年相比也有很大變化），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有數千萬之多。[7] 另據一項對農業勞動力的統計，1961年比1957年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千萬人。[8]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唯一一次認真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嘗試結果，是執政黨最後不得不斷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念頭，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原點。然而，中國的農民為了這一試驗卻付出了數千萬條生命，但又有誰向死者表示過悔意呢？
相反，執政共產黨在其太祖毛澤東死後，意識到老毛那套胡作非為己經使「國民經濟衰落到崩潰邊緣」，他們的一黨專制獨裁政權岌岌可危，不得不改弦更張，在城市裡恢復私有制，開放民營，結果呢？短短二三十年，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你開一間飲食店，我開一間服裝店，街道上一下就熱鬧起來了，死氣沈沈的局面一下就活過來了，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高架橋有了，地鐵有了，超市也有了，甚至小汽車也走進了尋常百姓家。什麼原因發生如此巨變？這就是私有制的威力！
鐵一般的事實，旡情地無可爭辯地証明瞭：馬克思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只是一個脫離現實，與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中國49-78年的經濟大倒退，59-62年3800萬餓孚的屍骨給它下了最好的注腳。
9/11/2017香港
附註：
[1]見晉中地委「關於以算帳為中心的整社試點工作的報告」，太谷縣檔案：3－1－54；太谷縣檔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頁；還參考對胡二娃的訪談（1994年9月）。
[2]《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第127至128、131頁；在湖南，據說農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沒出汗」，見《廬山會議實錄》，第372頁。
[3]見《廬山會議實錄》，頁156、26、48等。
[4]太谷縣檔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頁。
[5]《廬山會議實錄》，第42頁。
[6]「甘肅省農業合作制簡史」，《甘肅省農業合作制大事記》，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8，第24、38頁。
[7]《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6至9頁。
[8]《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