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2019, 摩根豪塞尔
原文链接:https://www.collaborativefund.com/blog/three-big-things-the-most-important-forces-shaping-the-world/
历史学讽刺的一点是:我们通常都确切地知道故事如何结尾,却对开头一无所知。
比如说,什么造成了金融危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了解住房贷款市场。
什么造成了当时的住房贷款市场?你需要了解此前30年不断下降的利率。
什么导致了利率不断下降?你需要知道1970年代的通胀。
什么造成了通胀?你需要了解1970年代的货币体系和越战的后续影响。
什么带来了越战?你需要知道二战后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
如此下去没有结束。
无论大小,现今的每一个事件都能往前追溯。如果忽视事件的联系可能会混淆认知,产生错误的因果联系,错误估计事件持续的时间以及它们再次发生的环境。孤立的看待问题而不追寻事件的联系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预测总是不准确,以及为什么政治如此丑陋。
事件的缘由可以不断往前追溯;挖得越深则越接近所谓的“大事件”,即那些少数但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强调1935到1945年对整个世界以及后续发展的影响都不为过。
青霉素,雷达,喷气式飞机,核技术,火箭,直升机都藉二战而诞生。政策层面上,通过补贴消费和利息免税,战后经济得到了发展。今天的高速公路是冷战时为了在核战来临时更快疏散城市人群和部署军队而修建,互联网建设也是为此。
而人权运动—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正因为战时的种族融合而催生。
因为战时工厂需要,妇女劳工增加了650万。其中的大多数在战后继续工作,这一趋势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翻倍。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
任何一件2019年的时事,无论事关社会、政治、经济,都可以溯源到二战。几乎没有例外。这一结论不仅惊人,同时也说明只有充分了解二战的原因和结果才能理解过去的60年的发展轨迹,包括为什么技术会爆发式地发展,最主要的发明创造如何满足来源于免于恐惧的需求,以及为什么家庭负债会不断上升。
或者为什么欧洲人对社会安全的看法和美国人有本质不同。凯恩斯预言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国家“极度渴望社会和个人安全”,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学家朱特如此描述战后的欧洲:
只有国家(State)可以给国民大众提供希望和慰藉。在萧条、被占领和内战之后,国家作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言人,提供了社会愈合的营养。
研究二战不仅仅是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更是要了解它的后续影响。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还有哪些事件如同二战一样意义深远?
1. 人口构成变化重塑当代经济体系

Source: Census Bureau
在1960年代四岁以下的美国人口数量是70-74岁人口数量的三倍。而到了2060年这一比例趋于相同。就业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在上升,而退休人口或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比例在激增。
在过去的20万年里总共出生了大约1000亿人。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里诞生大量的新生儿,能否养活他们是另一个故事了。亚里士多德对古斯巴达这样描述:
立法者为了有尽量多的斯巴达勇士,鼓励公民们尽量多的生育。法律甚至规定:有三个儿子的父亲可以免于兵役,有四个儿子即可免于赋税。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生育了10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被授予英雄母亲的荣誉称号。美国也不例外,盖洛普追踪调查了七十年里美国人对于家庭大小的理想,在1944年,有77%的美国家庭希望有3个孩子。当时平均生育率是3.4人。
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1940和1950年代的婴儿潮没有持续下去。经济的不断发展反而使得在之后的时间里女性生育率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医疗条件的提高使得更多的儿童可以健康长大成人。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道:“在苏格兰高地,即使生育20个孩子有时也仅有两个可以存活下来。”在1900年前的美国也有28%的儿童活不过5岁。而今天这一比例仅有0.5%。
富裕的家庭对于抚养孩子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教育上的投入。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而言,让所有的孩子都享受更好地教育是不小的成本,这反而使得可负担的孩子的数量变少了。并且对于父母而言,他们生育下一代的最佳时机也正撞上他们自己受高等教育的时候。
再想想在过去的50年里,高校毕业生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提高得多么惊人。

From the book 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
美国每一千适龄女性怀孕比例从1950年代的120例跌到了2018年的 59例。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尽管今天的总人口数量是1952年的两倍多,但是新生儿的数量却没有52年来得多。这段时间里,人的期望寿命也从68岁增长到了80岁。
下图描述了过去30年的实际情况:

Source: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base
下图是未来30年的预测:

Source: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base
人口构成的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讨论哪一个国家会主导未来的世界发展时,人们总会想到AI、机器学习等等技术,在这些领域中国显得相当有竞争力。然而,中国面临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失去1/5的劳动人口的巨大挑战。在这一点上,欧洲、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
人口的变化会放缓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对别国的挑战更大。就这一点而言,即使假设各国生产力均衡增长,美国的经济前景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好得多。人们喜欢关注有趣的新技术而忽视无甚趣味的人口问题,然而事实是人口对经济的重要性和科技发展相比只多不少。
较低的生育率的另一大影响在于,人口增长更依赖于移民。在1920年一年里有80万人移民到美国,同一年里有295万人在美国出生,在20世纪本国出生的公民几乎都远大于移民比例。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这一比例也在发生变化。大西洋周刊的德雷克汤姆森预测到了2035年,移民增加的数量会是自然出生的婴儿数量的两倍。
皮尤研究所估计在未来的15年里,父母出生于美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会减少820万人,而1300万的新增劳动力来自移民家庭。到2035年,一代移民的数量会增加500万。
诚然,移民会随着政治经济局势而变化,很难预测。然而自然出生的劳动人口在不断下降,因此即使移民数量的增长在未来大幅变化,也不会改变劳动力中移民比例会不断增加的事实。美国的移民占总人口的13%,但是企业家比重高达27.5%。德雷克汤姆森写道:
当今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白人支付了大量的联邦税收,其中有相当部分被用来帮助低收入的少数民族。这衍生出所谓“创造者”和“不劳而获者”的说法,让这个国家在种族问题上走向分裂。然而在一两代人之后,随着美国公司里白人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一图景会变成少数的白人劳动力(和多数的移民)共同支撑大部分退休的白人。
由于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即使新增移民的速度在减缓也很难改变这一趋势。
2. 近40年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达到了破裂的边缘
分配的不平等使社会分裂,仿佛资本主义发展是个零和游戏——我的损失就是你的收入。这种看法带有氏族部落的色彩,而氏族间的摩擦很可能让人感到受到人格和尊严的侮辱,因此冲突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先搁置不平等究竟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或者应该怎样做,这件事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而且非常剧烈。
1950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描述镀金时代向更均衡的经济转型时写道:
若想了解当代美国社会,就一定要理解美国社会良心的觉醒,在机器继续开动的同时修补经济和政治的窟窿使得发展的成果能为广大人民所享有。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改革:包括税法,最低工资法,各类补贴和法规,来自工会的压力以及管理层的态度转变,我们废除了工资铁律,建立了一套收入再分配体系。更公平的再分配体系不仅没有减缓经济,反而促进了发展。正如个人小企业需要把一部分利润再投资,整个商业社会也需要把一部分收入用于对低收入人群的改善上。这部分穷人也通过消费刺激市场的发展。
这一理论还有一个推论,即如果给与弱势人群足够的保障,总体而言他们也会抓住机会变成更负责任的公民。
这确实是一场革命。在30年间,最高税率从零变成了94%。历史上,各个社会阶层轮流掌握经济势力的轨迹可以这样简单描述:
某个人创业成功,变成了富翁。
其他人看到了,说:“太棒了!这是个很好的公司,它理应或者相应的回报。”真诚的赞美。
商业不断发展,财富创生了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财富带来了权力,甚至影响立法,利用监管漏洞,在工资谈判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权力催生了超级富翁,这时低收入的劳工说:“你的钱其实是由权力带来的。它不再是由价值创造产生,而更像是寻租的产物。”
人们说:“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我要阻止你。”
超级富翁说:“没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么运行的。”
这一过程不断发酵,人们逐渐感到悲观,失去尊严,仿佛整个社会就是为了一小部分富人而运行。
最终多数人受够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推动各种改革,包括税法、最低工资法、工会。
超级富翁说:“这么做是不对的。”
人们说,“没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
权力是短暂的。当受够了的人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把权力夺回去。无论个人看起来多么渺小,也不要低估他们团结起来时的力量。
这就是过去40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
你一定听说过最富的1%拥有多少财富,而在财富分布另一边,有很多低收入人群认为现在的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的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以史为鉴,就会意识到这些人很快就会团结起来把经济推向另一个方向。
有这样想法的人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们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他们会拿自己的财富和周围的人比较。如果周围的人收入增加了10%,你很可能觉得更糟了。我们应该用相对的观点看待财富分配的变化,着重注意富有和低收入人群间的差距。
然而在今天,这一差距处在100年来的最高水平。
当底层开始反抗时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已经出现了端倪。川普,桑德斯,英国退欧都反映了底层的呼喊:“停一停,我们得换个玩法了。你喜不喜欢都没办法,因为现在该听我的了。”
更大的改变还在后面。几乎可以肯定,现行的教育体系会发生重大的变革。通过负债上大学以求获得中产阶级的工作的路径不可持续。我无法预言这一体系会如何完结,但是更难想象的是在今后的30年里广大人群还能对助学贷款制度无动于衷。
政治游戏规则是下一个即将被改变的。开征关税和富人税意味着很多选民对于现行政治体系的不满。我也很难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么想,1960年的联邦政府和1920年完全两样。当时的大萧条和二战带来了改革,但是大量变化的核心仍围绕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如今可能也不例外。
3. 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瓦解了曾经的屏障.
卡罗尔科尔1970年从德克萨斯州的少年管教所逃了出来之后便消失了。那年她17岁。
一年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发现了一具不可辨认的尸体。这正是卡罗尔,但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警察却无从知晓。卡罗尔的案子和这具尸体的疑问同时石沉大海。
34年后,卡罗尔的姐姐在Craigslist上发帖征求妹妹失踪的线索。几乎同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警在Facebook需求帮助辨认那具无名尸体。
6天后,这两个线索被联系在了一起。
困扰了侦探们近40年的悬案在Facebook和Craigslist的帮助下在一周内解决了。
这样的案例在近10年才开始发生,而我们很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带来的力量,不论好坏。
这个十年最大的创新就在于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壁垒。
电话和广播也有类似的作用,但却不太相同。罗伯特戈登在他的著作《美国发展起落》里写道,即使到19世纪后期,75%的美国人都住在“乡下”,不通电话和邮政,另一个小镇就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电话和广播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隔膜。然而,电话必须要求认识对方才能相互说话,而广播只能单向传播,根本无法对话。
过去10-20年间的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如果说电话拉近了你和远方亲戚之间的距离,那么互联网完全消除了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屏障。
这可能是二战后影响最大的变革。
可能无人了解它会把人类引向何方。TechCrunch的创始人迈克尔艾灵顿最近写道:“我原以为推特的出现分裂了人群,但现在我慢慢意识到在推特出现之前,这一半人一直都不喜欢那一半人,只是他们互相都不知道。”这反映了: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族群归属(tribal);2)不同族群间很可能本来就有不可弥合的分歧;3)如果他们彼此保持距离本来也没关系;4)互联网把他们推向彼此。开拓眼界是有益且必须的,但是当得知他人重要的无法撼动的三观时,才发现原来自己奉为圭臬的准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政治观点一向非常极端,但是我们从上10年开始发现当无知的大幕被缓缓揭开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趋势是发掘才华。曾经默默无闻的人可能一夜暴得大名。传奇交易员利沃摩尔一个人对股票投资的见解远超整个顶级投行。尼克马居里从未在金融领域工作过,两年前也不为人知,而现在他的投资文章吸引了比传统新闻社更多的读者。互联网的匿名文化正在消解。无论你是谁,只要有好的点子人们都愿意洗耳恭听。当然,相反的一面更加危险,那些大声嚷嚷的疯子一样可以得到注意。但是当壁垒被移除后才发现有才华的人其实遍地都是。在今后,成千上万的、在别的时代很可能默默无闻的迈克尔杰克逊、史蒂芬金和托马斯爱迪生会不断被挖掘出来。
第三个变化是那些误导性的信息更容易得到传播。如今你会发现消费者评价既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大量的评价,也滋生了虚假评论,带来了新的挑战。杰夫贝佐斯曾说过,当消费者可以更容易获得信息时,作为商家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产品本身,少数注意力在推销上”。然而与此同时,垃圾邮件也愈演愈烈。也许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也使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这个话题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我认为在线约会会根本性地改变婚姻,在线教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地缘政治被置于一个滑稽的矛盾中,一方面由于推特外交的存在它越来越脆弱,另一方面又互相依赖对方的市场。甚至它可以影响总统选举,因为网上保存着竞选人中学时的中二照片或言论。这样的场景一定很好看,既鼓舞人心有让人害怕。
世界是由尾部事件驱动的,少数事件带来深刻影响着大量的结果。对投资而言,一小部分仓位的成败很可能决定了一生的收益。
历史也是如此。二战、一战以及大萧条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重大事件。在19世纪是工业化和内战。
人口构成、不平等和信息获取会极大的改变接下来几十年的走向。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历史究竟如何发展,但是当它们确实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其中的原因。